1976年9月5日，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匆匆走进崔根娣的家。一进门，来人便告诉崔根娣：“他决定将您的老儿子，送回您这里来，并且希望您能同意离婚。”

崔根娣抬起头，目光坚定地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他，不管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离婚。”

来人见状，将五百元钱交到崔根娣的手里：“这是他让我从管理处借的钱，还有这封信，我希望您能认真看一看。他的意思都在信里了。”

来人走了，崔根娣打开信，里面的字很少，但是意思相当清楚：“离开我，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

崔根娣隐约觉出出事了。想当初，丈夫一飞冲天，便将小儿子带在了身边。而妻子崔根娣则带着一儿一女，继续生活在上海。

他做出和妻子离婚的决定，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受到牵连。

崔根娣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女工，但是却是一个头脑清醒，性格善良的人。

她把心思都放在对孩子思想品质，和生活信念的教育上。

王亚萍是王家唯一的女孩，所以崔根娣对王亚萍的教育，就更加严格。

在王亚萍的记忆中，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模糊。

而母亲崔根娣对她的影响，却让她受益了一生。

1976年，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养育孩子，教育她们成长，成了崔根娣独自担当的重任。

她为人处事，一贯不卑不亢。在帮助孩子处理和父亲的关系时，她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父亲出事时，王亚萍刚刚上初中。学校里，难免会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说一些令人内心刺痛的话。

王亚萍无法忍受这种压力，回到家里对母亲诉苦，对父亲流露出埋怨之意。为了逃避压力，也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甚至提出退学上班。

崔根娣没有答应，她告诉女儿：“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你自己出色了，别人看你的眼光，就不同了。学文化，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怎么过日子，是我的事。”

为了让孩子们理解父亲，每年国庆节，崔根娣都要带着孩子，去秦城监狱探视丈夫。

崔根娣用这种朴实的做法，告诉孩子们，不论父亲的身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父亲与他们的血缘关系，都是割舍不断的。

崔根娣岀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工人。

丈夫王洪文在1992年病逝之后，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仍有来往。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期间，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王洪文老家）。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通过这种坚持，孩子们懂得了亲情，作为血浓于水的凝合剂，任何元素，都无法将它稀释。

王亚萍终于明白了母亲的苦衷，像母亲一样，把家和家人看得很重。

高中后，王亚萍接母亲的班，进入上海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

参加工作之后的王亚萍，由于文化水平高，做事又踏实，很快得到工友和组织的好评。

不久，王亚萍受到了上级的重用，成为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有了王亚萍收入的帮助，家庭生活稍微宽松了一些。

时逢改革开放的兴起，面对上海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王亚萍嗅到了一丝商机，她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一天晚饭后，王亚萍坐在母亲身边，跟她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分析。

“政府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我也想辞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王亚萍说完，生怕母亲不同意，担心地看着母亲的眼睛。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王亚萍毕竟不同于别人，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深得领导信任。

但是崔根娣听了女儿的想法，立刻表示了赞同。

她不但相信女儿选择是对的，还将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都拿了出来：“只要你看准了，做什么，妈妈都支持你。”

有了母亲的全力支持，王亚萍很快便在商海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经过几番失败与成功的磨砺，一个充满民俗味道的品牌，“老爷子”酒，一时占据了市场的稳固地位。

王亚萍泛舟商海，激出了属于自己的漂亮浪花，也使她的名字，飞出国门。

她那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优秀的经商品质，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2009年的一天，美国某机构，给王亚萍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中，对方盛情邀请王亚萍赴美定居。

但是令对方意外的是，王亚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方虽然明确告诉王亚萍，你只要来就行，一切相关手续，我们负责办理。

但是王亚萍不为所动，也明确地，用母亲崔根娣一贯的教诲，告诉对方：“我们吃着祖国的饭，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

崔根娣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用自己坚韧、爱国、不惧困难的优秀品质，点点滴滴地影响着儿女们。

这样的影响不但助推王亚萍，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崔根娣的两个儿子，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好女人，是一个家庭最大的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