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正在抗击此轮疫情的北京发布了一条消息：预计5月底，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乘客刷卡或扫码乘车可实现自动同步校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社交媒体上提起这件事，解读称：“如此一来，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的三位一体就正式形成。这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共同居住的家人与邻居是谁，以及工作单位与同事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而且，它还意味着，健康宝可能会永久地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随时控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劳东燕对这幅未来场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此类举措使得个人信息被泄露与滥用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在不评判防疫大战略的前提下，防疫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但更加值得思考的，是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整体作用。即便跟2003年的非典时期相比，今天的技术也让许多之前做不到的事成为可能。

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技术进步到底会带领我们走向怎样的未来。我们的技术要求我们停下来，并且有能力阻止我们未经许可擅自移动。

我们不妨开个脑洞，假如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那么今天的防疫肯定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

健康码、行程码、核酸码、疫苗记录，都依托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环环相扣，紧密互动。与此同时，网络实名制和火车票实名制、火车票电子化，让每个人的行踪轨迹在时间上精确到分秒、空间上精确到米。这为现行整套防疫机制的运作打下了基础。

在以往的技术条件下，大规模组织动员和个体之间的相互隔离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有电商、移动支付，我们才能在网上订购物资，即便足不出户，还能通过微信组织团购。所以有人对卖菜的社区电商大加赞赏。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没有电商、社区电商，传统零售体系就不会崩解。如果没有对现代物流、现代技术的过分信任，传统物流和零售体系在紧急情况下的保障能力一定会更差吗？

手机上面可以买菜，但不一定买得到，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人的判断力和担当。从某种角度讲，难道不是技术进步让我们更脆弱了吗？

在这个时候，还在为互联网无脑叫好的，智商都值得怀疑。互联网最开始许诺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但实际发展却是越来越中心化。在太平时候，中心化意味着效率提升；在特殊时刻，中心化则会挤压社会自主空间。而特殊时刻的应激举措，很可能会延续下来，进入日常生活，成为生活中新的恒量。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人类学家项飙与戴蒙德对话时，提到“分配流动性”的概念：

“在疫情之下，今天的流动性真的与以前的时代有质的不同，因为现在的流动性受到严格的监管、控制，还有对控制的辅助，不仅有政策，还有各种技术设备。因此，我们有所谓的非流动性基础设施，通过这种技术性的社会系统，在紧急情况下，正常的流动可以戛然而止。这种非流动性基础设施也指可以重新分配流动性的系统。例如，他们可以使得大量的市民居家，进行隔离检疫，以遏制病毒的传播。但与此同时，他们鼓励少数人，如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像快递人员、医护人员这样必需的劳动力，进行迅速流动。这种在人口中重新分配流动性的能力是新出现的。这种流动性基础设施以及非流动性基础设施变得更加重要，在21世纪比流动性本身更重要，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流动性文明的一个新阶段。”

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全面检讨机器对文明的影响著作《技术与文明》中讲到：“我们注意到机器体系在伴随着一系列历史意外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枷锁和束缚。我们还看到了机器体系是作为自然和生命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也看到了后来有机的生命体对机器体系的反抗。”

我们生活的社会网络是由技术、文化、制度等多个子系统互相交织而成的。子系统之间有互动，子系统自身也隐然有自己的意志与动力。如果不对一些重要元素保持清醒，我们就可能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

这是一个庞大而重大的问题，我们需要宽阔的视野，不是简单倡导某种技术或反对某种技术，而是从根本上让技术为人服务。让技术为文化意义上的人服务，而不是让技术去挑选人、塑造人。

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平行宇宙里，会不会疫情已经结束了？